2008年1月1日宣布对小麦粉、玉米粉、大米粉等粮食制粉实施出口配额管理许可证。

美国债券市场大于股票市场也是这个道理。按照这种说法，中国经济多年高速发展，就应该反映到股市上来。

到了成长期，企业的盈利多用来重新投入自身的增长，所以没有红利。即使是1980年代以来成长迅速的新一代机构投资者如共同基金，也必须有长期稳定收入才能稳住现有投资者并不断吸引新投资者。常听到人们说美国股市是机构投资者的天下，而中国股市是散股混战的场所。普林斯于四天后的星期天宣布退休。如果大家都很重视基本面分析，上市企业就会有压力把报表作好。

从那时以来，花旗股票一直没能恢复到$30，三月份和本月甚至几次收盘在$20以下。结果价格下跌也就自然触底了。于是，就出现了寻租的新动力。

在国内市场的大气候尚未形成的情况下，构建经济特区的小气候来与国际市场对接。在此之前，经历了一些曲折，出现了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二次改革大辩论。记者：那么，在您看来，市场经济的目标模式逐渐明确起来，始于什么时间？吴敬琏：市场经济的目标模式是在1984－1992年期间逐渐形成的。为了克服经济社会领域存在的弊端，需要全面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用配套改革消除双重体制胶着对峙状态。

从1984年以后的中国党政领导机关的文献可以看到，在对改革目标作理论论述时，大体上采用模式（4）的语言。它的主要表现是：第一，民营经济份额的提高和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格局的形成。

巨额的租金总额，自然会对我国社会中贫富分化加剧和基尼系数的居高不下产生决定性的影响。甚至假借改革的名义扩大权力的干预，以便扩大寻租活动的空间。（3）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模式（东亚模式）。在这种情况下，经济活动的参与人为了保障自己财产的安全，就只有去结交官府，搞掂官员。

会议期间，本报记者就我国改革的市场经济方向，专访了这位著名的经济学家。早期这个问题不大，越到后来，这个模糊之处就越成为问题。于是，就提出了需要探索什么是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这一重大问题。这种格局首先在沿海地区形成，然后逐步向内地延伸。

（4）自由市场经济模式（欧美模式）。这种趋势必须扭转，中共十五大和十五届四中全会关于国有经济和国有企业改革的决定必须贯彻。

宪政、民主、法治，是现代市场经济所要求的上层建筑保证。到了80年代中期，随着变通性政策取得一定的成效，人们发现，仅仅依靠一些不成体系的政策来调动积极性，并不能实现经济的根本性变化，相反还带来种种冲突和混乱。

从此经济改革进入了大步推进的新阶段。记者：从您的分析中，我们明白，目前我国存在的种种社会弊病和偏差，从根本上说，是源于经济改革没有完全到位，政治改革严重滞后，权力不但顽固地不肯退出市场，反而强化对市场交换的压制和控制，造成了普遍的腐败寻租活动的基础。他们采取各种各样的手段来阻止进一步经济和政治改革，以免自己的寻租权力遭到削弱。改革最初几年，虽然在全社会范围形成了变革的共识，但是，改革目标还比较模糊。这就是说，对于计划经济原有的部分（存量部分）不作大的改变，改革和发展着重在增量部分进行。但是，一当他们亮明了自己的底牌，即回到给中国人民造成了巨大民族灾难的旧路线和旧体制去的时候，那些虽然对于改革开放的某些具体做法和中国社会的现状怀有这样或那样意见，但不反对改革开放大方向的人们也就离他们而去了。

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经济体制改革每前进一步，都深深感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在这次会议上，他象往常一样成为引人注目的人物。

从社会政治方面说，经济和政治改革迟滞造成的主要不良后果，则是寻租基础扩大，腐败蔓延和贫富分化过大导致大众强烈不满，威胁社会安定。市场因素的出现，为一些有才能的人士积极从事生产性活动提供了可能性，促使国民经济很快恢复。

记者：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只有两个字的差别，但是，这个转变却花费了数年时间。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难于贯彻。

它使具有不同倾向的人可以对这一目标作不同的解释，在确立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后，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也出现了不同的理解。另一方面，新成长起来的民营经济成分虽然仍然在不同程度上依附或隶属于基层政府，但其供产销则大体上是由市场导向的。在1992年中共十四大明确宣布市场经济的改革目标以后，1993年11月的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作出了《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现在的关键是，在财政政策上要在稳健基础上，适当加大积极支持发展的力度。

二是，缺乏综合措施，还是局限于单纯紧缩货币政策，仅把控制需求作为主要手段，忽视财政政策和外贸政策，影响社会需求的稳定增长，以至出现微观经济发展的环境持续恶化，加大社会的成本压力，加剧供求的失衡矛盾。总之，防止物价上涨过快的政策立足点，要更多地放在改善供给、优化结构、完善机制上，更多地放在减轻企业和个人负担上，而不是放在单纯的紧缩货币需求上。

在外贸政策上要注意保持鼓励出口政策的稳定性、连续性，适当增加激励性。这种代价，就是高投入、高消耗的粗放型增长受到限制，一些涉及资源、环境更多的发展领域设置的市场门槛更高，由此带来发展成本上升，短期内将影响一些领域的生产、投资，影响一些经济增长速度。

牢牢把握住一个基本的原则，这就是防止和治理通胀，不宜以过度加剧失业矛盾为前提，不宜以牺牲经济的平稳较快增长为代价，而是要在发展中治理通胀，在增加就业中把物价涨幅控制在各方面可以承受的范围。国际输入的影响可能是突发性的，但不大可能是持久性的。

按照目前国内的经济社会条件，物价上涨也是可控的，即可以控制在各方面可以承受的范围，能够避免出现超过10%的高度通胀。本轮通胀成因表现出需求拉动、成本推动和国际输入影响的特点，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与以往不完全相同。这就要求政府要在坚持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的同时，更多地运用财政补贴、减免税收等手段，切实帮助企业和个人消化成本和价格上涨的压力。如果有关调控政策持续收紧，就有可能引发本轮经济周期出现过早触底的危险。

二是股市的暴跌、房市面临生产经营的困难，资金链条绷得较紧，生产、投资、消费、出口等环节的增速都有所减缓。需求拉动可能是急剧性的变化，但成本推动很可能是逐步的、渐进的，不可能是急剧性的变化。

这是需要政府竭力防止的。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治理通胀的过程中，要注意防止两种倾向:一是，缺乏国际视野，还是局限于国内问题，关起门来就通胀论通胀，忽视本轮通胀的国际性，影响国内经济的较快发展，以至出现中国为世界通胀吃药，付出过大的代价。

因而，对可能伴生的阶段性失业加剧、消费和投资需求减弱、CPI上升、社会心态不稳等问题，也应当有足够的心理准备和物质准备，及早做好应对工作，把经济转型的代价控制在最低的限度。目前中国经济正处于一个十字路口，促进和制约因素并存，上行和下行力量同在，但下行的风险正在快速增加，未来的发展态势存有一定变数。